苏联西藏学的研究在世界藏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沙俄时代早期开始对于西藏的研究即已初具规模; (2)沙俄境域控制范围内的布理亚特人、卡尔梅克人以及图瓦人所信仰的喇嘛教乃从西藏传入,藏语和藏文是宗教活动的主要工具; (3)在藏文史籍的翻译和研究上苏俄学者的贡献较其它国家为大; (4)苏联的藏文典籍的收藏在国外首屈一指; (5)十月革命后,苏联藏学家在藏学研究中注意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指导其具体的学术研究。在国外藏学研究史上,苏俄学者作出了十分积极的贡献。下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苏俄西藏学研究的兴起、形成和发展作一简要的叙述。
一、沙俄初期藏学研究的发轫
沙俄初期,俄罗斯中亚旅行家叶夫列莫夫于1774——1782年经喀什、喀喇昆仑来到当时的西藏文化区拉达克,他的《漫游和奇遇》一书于1786年出版,其中有“西藏”一节,生动地叙述了拉达克一带藏人的语言、风俗以及饮食起居等。这是苏联历史上对于西藏的最早的直接报导。尽管他同匈牙利学者、国际西藏学的创始人乔玛一样并未进入过西藏本土,但作为早期的第一手记载,以后的苏联学者一直对其活动大书特书,如丘涅尔 (1877—1955)教授的《西藏志》 (符拉迪沃斯托克、1907,1卷上册)、尤瑟夫的《西藏自然地理述要》(莫斯科1958年版)以及茹拉夫列夫的《俄国人在西藏高原旅行的历史》(1963年版)都将其活动摆在首要位置。
二、德裔俄国藏学家
俄国早期藏学家多为德裔人,较有成就的当推施密特(1779—1847)。他是俄国科学院的院士,其藏语知识是从布里亚特喇嘛中学来的。他用藏文著名史籍《王统世系明鉴》的卡尔梅克文译本来研究蒙古史。其成就主要在藏语方面,他的《藏文的首音》 (1832年版)较早地分析了藏文基字与前加、上加字的关系。他还编制了《甘珠尔》索引 (1845年版)。他的《藏语语法》(圣彼得堡、1839)及《藏-俄字典》(圣彼得堡、1843年版)是俄国藏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藏语语法和字典的出现为俄国藏学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不懂藏文的藏学家比丘林
俄国的藏学研究要发展,不能只靠外国血统的人,但当时不仅很难在俄国人中找到一位通晓藏学的人,甚至要找一位精通藏文的人也殊非易事。然而俄国东正教会的驻京使团的一些汉学家中却不乏研究藏学的有志之士,比丘林(1777-1853)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1807年被任命为该团团长,在北京居住达十四年之久,期间在我国搜集了许多文献,包括典籍。他通汉、满、蒙诸文,但不通藏文,在藏人钦喇嘛的帮助下,从汉文编译了《西藏现状志》 (圣彼得堡、1928年版),这是俄国学者同藏族学者的首次合作,该书并附有成都至拉萨的路线图。他还从《廿三史》及《通鉴纲目》中编译了《西藏和青海史》(圣彼得堡、833年版),且附有各时期的地图多幅。这两部书,特别是后一部书在俄国藏学史上曾经产生过,而且至今仍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些不通汉文的藏学家多藉此书来攫取汉文中的有关西藏记载。人们至今仍可发现,俄国藏学家的立论观点多与中国传统史书观点相同,追根寻源,就可发现材料出自比氏的编译。人们还发现:比氏的藏学研究要较乔玛早好几年。只是由于乔玛精通藏文,并用英文著述,故影响胜于比氏。如果说乔玛首开用藏文史料来研究藏学的风气的话,那么比氏也可说首开用汉文史料来研究藏学的风气,二者各有千秋。
四、俄国藏学研究的兴起
早在1790年,加克曼就发表了《西藏史地及其自然状况的报导》,尽管这还谈不上是什么研究,但在对西藏所知甚少的俄国,这种概要性的介绍无疑是必要的。
1800年后,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开始,俄国的藏学研究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德裔学者席夫内尔(1817—1879)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通过自学熟练地掌握了藏文,其所撰之《藏语研究》(1851年版)至今仍为学者所征引。他的《梵-藏-蒙佛学辞典》(圣彼得堡、1859年版)中使用了俄国所藏藏文木简。他还翻译了藏文的《印度佛教史》(1869年版)及《源于印度的西藏民间故事》(伦敦、1882)。《十万龙经》是吐蕃赞普令人从象雄语中转译过来的本教要籍,席氏的《本教经典十万龙经》(1881年版)是国外最早研究本教经典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