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是一位美国的医学博士,今年40多岁的她已在西藏度过了12个冬天,在后海的一个酒吧里,记者见到了被西藏人民称为“保护女神”的南希,虽然岁月已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她依然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女人。

  西藏之旅改变了南希的轨道

  南希第一次来中国是1990年,那时她33岁,正在斯坦福大学念医学博士,借学术休假的机会来中国,寻访东方神秘的文化和宗教。在北京驻足三个月后她去了西藏,没想到这一次旅行影响了她的余生。南希看到的,除了青藏高原上皑皑的雪山和古朴的牧民,还有当地人们落后的经济与生活,很多儿童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无辜死亡,她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于是决定留下来。接下来的15年,南希走遍了西藏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她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世界屋脊广袤不为人知晓的村落,她的名字和形象被藏民们深深记住。

  在西藏过了12个冬天

  1992年,南希在美国加州注册成立了智梅基金会(Terma Foundation),专门为西藏医疗救助活动筹款。基金会的名字“Terma”取自藏文“德玛”的谐音,有“保护女神”、“传统智慧”、“用科学知识来求生存”等多个古老的含义,这些意思也是智梅基金会的宗旨。1993年,基金会开始正式在西藏做项目。

  中国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智梅基金会的最初四年完全依靠南希一个人在打拼。因为刚刚从学院里出来,人际资源远远不足,又是光有一腔热血毫无社会经历的医学女博士,没有人愿意捐款。南希只能在急诊室找一份临时性的工作,没日没夜地奋力抢救病人。急诊室的工作虽然很有挑战性,但也是最脏最累的,常常通宵加班,可以说,南希把自己的青春和体力都搭上了。原本南希可以得到更高薪、更轻松、环境更好的工作,但那些工作都要签订长期合同,这一点南希做不到,她要尽快存够了钱去西藏,那里的病人正等着她,西藏孩子的眼睛正向她张望。

  就这样,几乎每年的4月至9月——就业募捐的高峰期——南希在美国累死累活地打工,节衣缩食把钱存下来,然后带去西藏;10月至次年3月,西藏最寒冷的冬天,她穿行在冰雪交加的高原,把自己辛劳汗水换来的钱再换成药品,用在病人身上。

  南希一共在西藏度过了12个冬天。每一年春夏,西藏迎来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南希此时正在加州的急诊室里彻夜忙碌;每一年秋冬,万物败落萧条的时间,西藏人民迎来了他们的“保护女神”——南希。

  记者让南希说说西藏的冬季,她沉默了很久,最后放声大笑。这笑声背后是她经历的常人无法体会的痛苦和磨难。“白天还好,日光充足。到了晚上,我们只能把所有的衣服都裹在身上,颤抖着进入睡眠。温度低的时候电脑都不工作了,手伸出来就开始发抖。屋子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木炭很贵,烧煤取暖会有很重的煤气。这两年虽然有了电炉,但一插上插销电路就不堪负荷,‘啪’的一声连灯一起全灭了”。南希边回忆边大声笑着,“我们只能靠喝热水,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说:‘快!热水!快给我一杯热水!’”所有的辛酸南希都一笑而过。

  筹款之路日渐起色

  1990至1994年,南希所有援藏经费都来源于自己的薪水,每年大约投入3万至4万美元。之后的6年情况略有好转,1994至2000年,南希只需将个人收入的30%放入基金会。2000年至今,基金会已经可以独立筹款运作,并支付南希年薪8万美元。“这个数字其实是很低的”,南希说,“在美国,医生的平均年收入为30万美元,8万相当于一个普通护士的工资。”

  当记者问起“在美国募款是否容易?”的时候,南希深吸了一口气说:“很难。你向200个人发出请求,可能只有1个人会同意。首先你要获得人们的信任,让他们放心捐款将被诚实使用;此外,募捐的难易和整个国家经济环境有关,虽然我们的故事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募捐情况也逐年好转,但2005年美国的经济下滑,人们也捐得少了。”

  15年间,智梅基金会为西藏地区儿童健康项目一共筹集到700万美元,其中最近3年平均每年接近100万美元,这其中包括现金、医疗设备和物资。南希介绍说,非常感谢挪威政府在最近3年的持续资助,他们的资助占总金额的一半;另外也有一部分捐助来自个人,多数是妇女,她们对儿童怀有深切的同情。此外,南希利用每一次与公众会面的机会向她遇到的人们寻求帮助,有些欧洲的医药公司会免费或者低成本将医药和设备捐赠给基金会。

  如今智梅基金会在加州有5名员工,在西藏办事处雇用了9名全职工作人员,都是本地人。南希每年会组织一批外国志愿者援藏。

  弗朗索斯被南希的哭泣感动了

  弗朗索斯曾经是“医生无国界”西藏分部的职员,一天晚上,弗朗索斯看见南希倚在墙边哭泣,于是她走过去给南希递了一张纸巾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哭,但我知道你一定遇到了困难。”

  南希描述自己的性格是:乐观、坚持、勤奋、不怕牺牲。她还说自己是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记者与她聊天的过程中一直有她爽朗略带调皮的笑声作伴。

  但是自从做了NGO、来到西藏之后,她常常哭泣。不是因为思念家乡,而是她的项目计划常常被当地卫生机构拒绝。听了一次又一次“不行”的回答后,她真的承受不住了。她和来自比利时的弗朗索斯就是这么认识的。后来,弗朗索斯加入了智梅基金会,一年有11个月待在西藏。